郭沫若为争排名位曾大发牢骚 引发鲁迅恶感

2019-03-29 11:10      点击:

郭沫若解放后的表示让人遗憾——例子俯拾皆是,不胜枚举。正因为这种种表示,他身后的长短也就多了起来。郭沫若所以有这样的“荣幸”,起因固然很多,但此中最重要的恐怕还是对名位的孜孜以求——“将欲取之,必先予之”。为了得到心目中的名位,他固然只要先付出本人作为文人的横溢才调和铿锵文辞了。

为了善后,施蛰存又和叶灵凤磋商,请他写信给郭先生解释:因为同是散文,故目录上虽是先周后郭,但书内正文,郭文并未排在周文后面——也就是说:尽管名义上周作人在郭沫若前面,但内容上,还是郭沫若在周作人前面。郭沫若这才又在11月初回信施、叶,说《离沪之前》可以继续在《现代》颁发。这一来,施先生他们更头痛了:这不在刚出版的《现代》上已经申明“本文即将出单行本,下期不再续载”么,怎么又食言了?后来在载有郭沫若第二局部文稿的四卷二期的《现代》的“编跋文”中,施先生只好再作说明:“本刊上期登载郭沫若先生的《离沪之前》,本拟不再续载,现承好多读者纷纷来函要求继续登载,因而又在本期上呈现了。”

事实上,郭沫若对名位的争夺,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有让人大开眼界的演出,各位不妨事一看。

20世纪初是周氏兄弟脱颖而出的年代。起因很简略,中国的新文坛是在新文化运动中造成的,而新文化运动是由《新青年》倡始和主持的。作为《新青年》杂志中期的主要作者,鲁迅和周作人虽未从一初步就投入新文化运动,在运动中也没有担负指导的职责,但由于他们颁发的小说、杂文、文学评论等,不单显示了以新品德批判旧礼教为核心的“思想革命”的矛头和手段,并且显示了以口语文代替文言文的“文学革命”的最大成效,因而,人们都把他们当作新文坛的核心人物。与之同时代的郭沫若,则是在新文坛造成以后走上文学舞台的,他的成名作《凤凰涅槃》的颁发工夫,比鲁迅的成名作《狂人日记》和周作人《人的文学》晚了两年,且其自己其时又在日本留学,没有间接插手新文化运动,与运动的指导者没有亲密的关系,所以在新文坛上,他最初还处于比较边沿的地位。然而,他却不甘于寂寞。